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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理论视野中的图书馆事业
2018年11月15日 10:42 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 作者:李超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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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新中国图书馆事业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图书馆学报》作为一个理论平台,给予人们一个打量与论说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阵地。本文选择几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几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与变革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它们分别是:1957年一种评述图书馆事业的话语方式的确立、始于1959年的乡村图书馆建设、始于1975年的乡镇图书馆“以文养文”、始于1982年的图书馆立法研究、始于2006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探索。通过上述回望,我们能观察到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依存中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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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题解:何谓“图书馆事业”?

  

  人们一般把行业的构成和整体业态称之为“事业”,图书馆事业就是一个国家各类型图书馆的构成、整体规模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等的统称。对于“图书馆事业”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的某种期许,以及为了实现这种期许而形成的共识。在社会管理的话语里,事业就是有目标、有投入、有规模、有效益的实际存在。

  

  与“图书馆事业”常常混用的词汇是“图书馆实践”,所以需要先行作个甄别。首先,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这一机构,即人们对图书馆作为机构的性质、类别、职能等等的认知与规定;其次,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包括文献的采编与借阅服务、信息咨询、阅读推广以及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技术支撑等等;第三,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的运行机制与整体发展状况,包括历史沿革与现状、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法制建设、未来愿景等等。本文所讨论的图书馆事业主要指上述图书馆实践中的第三部分。图书馆事业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实际存在,既有它自身的运行方式,同时也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故在图书馆学理论框架里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以编年史的方式回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历程。纵观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节奏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相一致,一旦国家从动荡转入稳定发展,图书馆事业也随之获得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是一次机会;1976年“文革”结束是一次机会;2000年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步入正轨,图书馆事业获得了一次更好的发展机会。

  

  《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以来的60年,正好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上述三次发展。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以“图书馆事业”为主题的研究经历了哪些变化?图书馆事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问题域,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1 1957:一种评述图书馆事业话语方式的确立

  

  从1949年到1956年底,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处于战后恢复与发展时期。数据显示,经过六年多的发展,全国公共图书馆达到375个,文化馆附设图书室达到2 332个;工会系统有图书馆(室)17 486个;农村图书室182 960个;中小学图书馆约10 000个;高校图书馆225个;科学院图书馆67个;此外还有大量的机关、团体所属的专业图书馆(室)和部队图书馆(室)[1]。

  

  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相比,反映图书馆事业的数据是令人振奋的,图书馆事业正在逐步发展也是事实。然而,一项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成就既不能也不应该掩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阶段性地审视与评价图书馆事业的真实状况,在发现问题及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原本是事业发展过程中再正常不过、也是最必要的程序。1957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以“担任科学进军第一线的任务,而人少、事多、房缺、书乱,图书馆事业存在危机”为题,报道了在北京召开的专家座谈会的消息。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几个大型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等。专家们针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批评。时隔不久,《图书馆学通讯》发表了《谁说“今不如昔”》《“危机”从何说起?》两篇文章,通过与新中国成立前对比,从图书馆数量、藏书量、从业人员数量等几个方面,展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此后直到1964年《图书馆学通讯》停刊,以及复刊以后的八十年代,论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多以讴歌成就为主调,较少论及存在的问题。

  

  (1)195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执笔的《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以下简称《十年》)一文,论述了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取得的成就,从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开门办馆、勤俭办馆、共产主义协作、学习苏联六个方面解释了取得成就的原因。

  

  (2)在“政治挂帅”的话语环境里,专业话语努力寻找着表达的机会与空间。1964年是新中国的另一个时间节点。刘国钧牵头的《五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以下简称《五年》)一文,从图书馆的基础工作、读者服务、馆际协作、学术研究和队伍培养几个方面,回顾与总结了图书馆事业从1960年到1964年五年来取得的成就与发展。与《十年》一文相比,《五年》一文更加突显出深厚的专业功底,以更符合专业逻辑的方式梳理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路径。从此文可以看出,1959年“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图书馆事业减缓了发展速度,在业务层面和服务层面进行了调整与规范[3]。

  

  (3)“文革”结束八年后的1984年,正值建国三十五周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主要成就》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执笔。从1949年到1984年,三十五年的纵向比较,就事业总体规模来说,无论是公共图书馆系统,还是高校图书馆系统、专业图书馆系统,以及工会图书馆系统等等,无一例外都全面增长[4]。文章对图书馆事业给出了“较快发展”的结论。相比以往同类型文章,政治意味更为弱化,专业性增强。对图书馆事业的整体状况、专业领域的主要成就、专业教育的现状、专业出版物现状以及图书馆学会的形成与发展都分别进行了梳理,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勾画了一幅整体版图。尽管从整体上肯定了三十五年来图书馆事业“较快的发展”,但众所周知,真正的“快速发展”发生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二是“文革”结束以后,中间有不低于十年的停滞时期。

  

  (4)建国四十周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40年》一文首次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共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造阶段(1948—1953)、全面建设阶段(1954—1965)、动乱破坏阶段(1966—1975)和稳定发展阶段(1976—1989)。文章分别对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每一种类型图书馆的发展与规模进行了总结:对专业技术领域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5]。无论是从数据的翔实、资料的全面还是从结构的系统与规范等方面来看,这篇文章与以往的总结类文章相比,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成为此类文章的一个终结。即以建国为时间起点,在“五”与“十”的整数年份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与回顾的传统,到此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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