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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考古的情怀与使命——东亚考古大会侧记
2018年06月13日 11:16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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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第八届“东亚考古学会”国际学术会议进入分组专题讨论环节。大会共设36个讨论组,共有约250余位学者进行发言。议题聚焦农业起源、奢侈品生产、游牧民族迁徙与融合、丝绸之路交流等。由于会议以专题分组讨论的形式举行,这里仅就部分议题做介绍。

  东北亚史前考古新进展

  基因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相融合,为以往的东北亚史前农业传播、区域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Martine Robbeets结合语言学、考古学和古 DNA的证据,提出了跨欧亚大陆语系的不同语族在东北亚传播受到农业分布影响的假说。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李涛团队认为粟米驯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出现相对滞后于中国东北的现象表明了粟米可能的传播路线,基于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已报导的考古遗存进行文化重建,通过一种比较的视角,将证明这些地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人口的迁徙或流动复杂且困难,其影响常常与周边受到冲击的文化的变迁混合在一起。不同国家的学者从遗传基因学、年代检测、古DNA分析等方面对东北亚地区史前人类的人口迁徙、生业方式、区域与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宁超团队调查了来自俄罗斯阿姆河流域以及中国东北后套木嘎墓地的27个古人类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通过分析认为东北亚人基因在当代的蒙古语、通古斯语和一些突厥语使用者的世系中是占据主导的,这些世系的祖先在东北亚的时间至少可以向前追溯11000年。现今中国境内的通古斯语使用者与其汉代祖先具有13-50%的相似血统,说明汉代的扩张在东北亚留下了重要的基因印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Christina Warinner团队通过调查来自库苏古尔、蒙古的青铜时代晚期赫列克苏尔墓葬中的20个人骨样本的全组基因数据,并通过科技手段对牙结石分析,观察到有限的来自欧亚草原西部的基因,在青铜时代晚期流入蒙古,而且西部草原的人群采用了驯化动物进行乳制品生产。以上材料为东北亚地区欧亚大陆人群扩散的历史、动物驯化及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无问西东—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着眼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之路专题讨论组中,共有10位中外学者就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进行探讨。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绝对不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那么简单,人们在享受商品的同时,也会对商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不断认识和探索着外面的新鲜世界。

  繁荣贸易带来的财富同样吸引着维京时代远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Neil Price介绍,这些北欧海盗们乘着他们的龙头长船向周围进发,经过里海、黑海与其他地区进行着商业往来,他们从事着皮毛、武器、琥珀的交易,其中也不乏奴隶贸易,所到之处被当地人称之为“罗斯人(The Rus)”。英国塞恩斯伯里日本文化艺术研究所的Simon Kaner在发言中列举了东西方考古发现中的诸多“舶来品”,如瑞典维京聚落Helgo遗址出土的一尊铜佛像,学者认为该尊佛像成型于公元5世纪,大概来自印度北部;又比如日本冲之岛曾发现的萨珊玻璃碗碎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Charlotte Hedenstierna-Jonson认为,维京人与波斯地区和拜占庭帝国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其丝绸也主要来源于这两个地区,她指出维京人受到丝绸上异域纹饰的影响后可能将其用于石刻之上以不同的介质来表达图案。除了商品贸易外,丝绸之路沿线在史前时期就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尤其是在农业的传播和扩散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种子”也曾行走于丝绸之路之上,不断演绎着世界农业文明的变化。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Robert Spengler以哈萨克斯坦Tasbas、Tuzusai遗迹和乌兹别克斯坦Tashbulak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例,带来了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植物考古”的报告。

  匈奴考古—游牧人,欧亚大陆文明的连接纽带

  北方游牧民族兴起后,草原地带作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交流中间地带的作用越发明显,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广阔的草原也成为文化“演化”的熔炉与平台。以前,国际上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考古研究多以墓地为主,在本次大会上,来自蒙古、日本等高校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学者共提交了8篇论文,内容涉及匈奴聚落形态、手工业生产与技术、金属冶炼、考古资料数据化保存等多个方面。

  来自日本札幌学院大学的Isao Usuki首先介绍了位于蒙古乌拉巴托以东150公里的Khustyn Bulag遗址,该遗址年度跨度较大,曾出土青铜时代积石墓、匈奴时期炼铁遗存等重要发现,对研究匈奴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Masatoshi Sagawa简要介绍了Khustyn Bulag第二和三号遗址(KBS2,KBS3)发现的匈奴时期砖瓦窑址以及出土砖瓦。值得一提的是KBS3中发现窑室、火膛、窑门均保存完整的窑址一处,根据遗迹现象推测附近可能还存在另一处窑址。通过与秦汉时期窑址与瓦当纹样的对比研究,佐川正敏认为其与秦和西汉早期窑址仍有较大区别,但与西汉中期以后的窑址从平面和规模上来看有相似之处;在纹样方面和秦汉葵纹、云纹有间接性联系;在瓦当制作技术方面,采用泥条盘筑法形成黏土圆筒未见切当技术,和两周时期制作技术相近。除了上述发现以外,Khustyn Bulag遗址更令人关注的则是两千年前匈奴时期炼铁遗址。根据蒙古科学院和日本爱媛大学学者介绍,遗址中发现方形炼铁炉、炉渣废弃坑等遗存,出土有陶质鼓风嘴,其技术和中亚以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的块炼铁法相似,但有别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

  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

  青藏高原东北部是史前人类最早广泛居住的高原地带之一,这对于理解人类在高原的居住史以及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至关重要。来自兰州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学者对青海湖周围的151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151遗址是青海湖流域一处旧石器时代及后旧石器时代遗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石制品,并发现疑似灶址。距今15000年,人类首次到访此地,距今9000-6000年再次有人类在此频繁活动。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在青海湖一带的早期活动与最近一次冰川消融有关,并与细石器技术在中国北方的流行、传播相关。这对于人类早期向高原迁徙是具有启示作用的。人类的第二次活动,不仅与全新世早中期温暖稳定的气候有关,还受到周边地区粟作农业发展的刺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Jade D’Alpoim Guedes认为农业生产在陆地上以同等的可靠性传播,而最终农民的人口总是能够占据多数。但是,生态位模式则说明了采集者和农民是如何在青藏高原的生态边缘进行互动的,当海拔达到“第三极”,粟作农业的扩张呈现出边界效应。在这些地区,采集者保持着竞争优势。受到环境限制,只有在引入新的动植物组合时,类似于今天的高原经济才能繁荣,农民与牧民最终将侵占采集者的领地。

  近年来,研究人类在青藏高原的迁移殖民的时间和路线成为热点。但人类何时到达海拔4000m以上的地方,仍存在争议。来自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根据通天河上游考古调查发现的细石器制造的证据推断,认为在全新世早中期,狩猎者曾频繁地造访此处并在此停留。

  此议题中还对历史时期的青藏高原有所涉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团队发表了题为“7-9世纪吐蕃帝国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报告,吐蕃帝国是7-9世纪唯一一个疆域超出青藏高原范围的统一的强大帝国。通过利用湖底纹泥沉积的记录获取精确的年代数据,看出温暖湿润的气候提高了牲畜数量和粮食产量,并促进了雅砻江流域一个游群的兴起,这个小游群最终扩张成强大的帝国。而9世纪中期的气候恶化可能导致了吐蕃帝国的崩溃。这对研究青藏高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有重要意义。

  陶瓷的生产与传播

  陶瓷器在日常生活和随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暨南大学的Michele Huberte Serafine Demandt通过对岭南地区陶器生产模式的思考来探索青铜时代中晚期的生产机制的革新,这对研究青铜时代中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早期陶器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地位、分布及发展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于南方地区陶瓷器的来源、区域特征与区域间的交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泽群用类型学和科技手段分析了环太湖地区居址、墓葬和窑址中的东周时期原始瓷,提出太湖北部和东部的原始瓷产品产自不同地区,其中一个来源于德清市龙山地区的窑址群,另一个来源于湖州市青山地区窑址,在环太湖地区形成的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苏州市和无锡市可能是原始瓷的重要再分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丁雨则通过非洲东海岸出土的龙泉青瓷推断中国和非洲的贸易交流在郑和之前就有发生。

  甘肃洮河流域的考古研究

  哈佛大学傅罗文教授领导的中美洮河流域考古队在洮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不同阶段的史前遗址,并采用科技手段,对这些史前遗址做了深入研究。来自牛津大学、山东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团队根据齐家坪遗址获取的浮选样本,提出农业是齐家坪生业经济的重要成分,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麦。他们将其与该地区宋代时期浮选样本进行对比,发现在后期小麦取代了粟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学者则致力于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搜集齐家坪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田野工作的原始数据,对考古记录进行对比、补充,增进对该文化的理解。

  在史前遗址中,对陶器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印第安纳大学的洪玲玉教授(去世,同行代为宣读)通过比较从作坊收集的陶泥与陶片与考古样本的化学成分,扩展对考古样本的理解。这种文化群落考古学为探究洮河流域陶器生产的技术选择与社会背景提供了切入点。牛津大学的 Anke Hein通过安特生当年发掘的辛店文化材料与近年发现的其它遗址的辛店文化材料进行比较,取得新的关于遗址、文化和陶器之间关系的视角。伴随着对陶器的深入研究,除陶器类型学外其它形式的分析也开始普及。麦吉尔大学的Andrew Womack为保存和共享不同类型的岩相分析数据建立了建立中国陶器岩相学数据库,通过这一平台获取中国史前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陶器岩相学数据,并促进数据的标准化。这有助于比较邻近地区的陶器样本和地质样本,进而加深对于陶器生产和交易的理解。

  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古研究时代已经来临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逝去的整个世界,包罗万象,因此可以进行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现有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各学科的研究分支之广、之细,研究手段之多,恐怕是我们这一代老去的考古学人所没能了解的。”这是邵望平先生曾就多学科合作写给年轻学者的寄语,她还说到“我们希望当代的年轻学者要了解一些高新技术,至少是掌握多学科的信息,要‘挖空心思’去做一个多学科合作研究复原古代社会全方位真实面貌的开拓者。” 青年考古学者作为考古学的生力军,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从此次参会的亚洲、欧美洲研究生数量上便可见一斑。

  在商代淮河流域聚落与社会的专题讨论中,5位拥有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不同院校的青年考古学者分别以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为例对相关研究进行交流与切磋。台家寺遗址考古队负责人、武汉大学何晓琳首先介绍了遗址发掘进展和主要成果,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值得一提的是台家寺遗址的铸铜手工业遗存遗迹和遗物俱全,其铜容器铸造活动证据链完整。这是在商代两处都城遗址以外的首次发现的,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一个遗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刘思然通过X射线荧光分析仪(PXRF)对土壤进行成分分析,发现了地层中含铜、钙较高的灰白土结面。据推测,该结面为原始铸铜的操作面,而较高的钙含量,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以石灰类材料铺地面用于防潮处理,并确认了该遗址应用纯锡料配置合金,在废弃堆积的炼渣中检测出这里存在过铜精炼活动,也存在过青铜器的铸造活动,且使用了纯锡配置合金。随后,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珍珍,哈佛大学jada Ko、吉林大学廖雪竹等3位学者分别从植物考古、遗址出土卜甲卜骨以及体质人类学三方面对台家寺遗址进行了全面解读。

  除了国内的多学科合作外,国际间的考古交流与合作项目也更加频繁和全面。南京大学张良仁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些年的中外联合考古合作项目,展示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走出去”的中国考古学。此外,本次会议还为法国-朝鲜合作的开城考古项目设立了专题讨论组,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Elisabet Chabanol介绍了2011年以来该项目的缘起、主旨和阶段性成果。来自朝鲜的学者Jun Gyong Choe和Chol Jun Ri则汇报了有关开城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11日下午,在36个专题讨论全部结束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Francis Allard教授宣布本次盛会圆满落幕,他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以及所有学者特别是辛勤付出的志愿者表示由衷的感谢。22年来东亚考古学会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大批青年学者的加入下已取得巨大的进步,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不同母语背景下,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对于下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举办地,他表示仍在商议之中,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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